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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信凯 夏薇:论新常态下的粮食安全 中国粮食真的过剩了吗?

发布时间:2015-12-07 作者:朱信凯 夏薇 来源:

核心观点

1.当前普遍认同的粮食供求“紧平衡”是存在市场扭曲的假性均衡,实则为不平衡,存在巨大需求缺口;
2.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人口大国,供与求的内涵在不断发展变化,不平衡是常态,平衡与不平衡均是动态调整过程,不必对市场正常调整过于忧虑。
3.必须实现两大战略转变:保障“食物安全”战略应取代“粮食安全”;保“基本平衡”战略应调整为“动态调整”+“局部平衡”。
4.粮食最低收购价建议以半年至一年国际均价为基础,适度上调,倒逼市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改变未来收购价格刚性上调的市场预期引起粮价的上涨。

一、澄清“粮食过剩论”的至关重要性

粮食对个人及国家的重要意义无需赘述。但需要强调的是,粮食生产尤其依赖自然资源和气候状况,具有不稳定性,但粮食需求为刚性需求。供需极易产生背离,引起粮食价格剧烈波动。轻率接纳粮食过剩论,贸然减少粮食生产和储备,可能会产生严重危害甚至灾难。

1. 易引发通货膨胀,增加贫富差距,降低实际购买力,影响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例如,王浩强(2015)年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在粮食存在宏观调控期间粮价和CPI不存在协整关系,但市场化后关系显著—粮价每变化1%,CPI可能随之变化0.98%。

2. 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并演变成世界粮食危机。2008年的世界粮食危机,直接导致了33个国家发生抗议和骚乱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稻米产销国泰国、越南、印度都限制出口以保内需。

3. 可能导致农业多年来形成的良好形势逆转。目前国家扶持粮食发展的政策旨在扶持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务农积极性、保持农业产出和农产品价格稳定。如果“粮食过剩论”被普遍接受,可能会减少农业投入,导致形势逆转。 

二、“粮食过剩论”之辩证分析

1. 未来保障“吃”的安全在于“食物安全”,而非局限于“粮食安全”

食物安全应涵盖的4个核心要素:(1)保障粮食的稳定有效供给;(2)保障所有食物的稳定有效供给;(3)保障所有食物的质量安全;(4)保障所有人可获得安全、健康、营养、多样化的食物。粮食安全是粮食安全的最核心最基础的层次,但“食物安全”更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意义,符合可持续发展需要。

将“粮食安全”提升到“食品安全”高度,符合当前国情,符合“十三五”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思路。根据最新《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调查数据显示,国家城市和农村居民膳食中谷类食物的供给比分别为47%、59%,相比起1978年我国居民每日热量的82.7%由谷物类提供发生了质的飞跃。已进入动物蛋白质消费高速增长和饮食品种、结构、营养多样化快速发展期,其他食物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粮食。因此“粮食安全”的核心战略地位应当让位于“食物安全”。

2. 中国的粮食不仅没有过剩,而且存在巨大的需求缺口

从绝对数量看,“十一连增”和年总产达6亿t的规模表明,中国的粮食已实现数量上的相对充足,但没有绝对性过剩,而且存在潜在的巨大需求缺口。主要论据有:

第一,粮食连续十一年增产,挑战了农业丰歉交替的自然规律,依赖的是为对包括财政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高强度开发和使用。自2006年到2008年逐步取消农业税,农业财政投入从财政支出的7.9%上升到9.5%,数量上两年直接增加了2 228个亿。目前“三农”的相关支出更是达到了财政的10%左右,力度空前。10年间,农业相关投入平均年度增长率达到20%,远超过粮食的年均2.6%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粮食增产,还高度依赖于对各种生产资料的增速投入。化肥使用保持年均2.6%的增长速度,且无下降的趋势。

第二,虽然粮食产量持续增多,但进口也同时达到空前规模,恰恰是受到市场真实需求推动的结果,表明目前的粮食供给未能充分满足潜在需求,空间巨大,尤其是饲料用粮。自2008年以后,粮食供需缺口逐年扩大,直接刺激了进口。目前我国粮食进口格局依然是大豆主导型,最近几年,小麦和稻谷的进口呈爆炸式增长。10年间大豆进口量增加了2.5倍,占到国内市场的85%左右。2011年短暂滞胀后,大豆重新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2014年增速更达到13%。大豆进口主要为饲料用粮和油脂加工。这恰好说明,国内市场不仅对饲料用粮和肉类蛋白存在巨大需求,而且增长异常迅猛。

第三,国内粮价已经远超加关税后的进口产品,说明粮食生产效率低下、市场不均衡、价格直接补贴政策已经严重扭曲了市场。本研究发现,价格倒挂幅度与产品单产国际比较优势(劣势)显著相关。2006—2012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菜籽、甘蔗价格年均涨幅均低于同期成本涨幅,到2013年我国大宗农产品国内价格已全面高于国际价格。今年1-9月份的价格显示,中国国内批发市场的小麦、玉米、大米平均价格分别比进口到岸完税后的成本价高36.6%、50.6%、41.6%。例如,中国大豆每公顷平均单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20-25%。

第四,粮价年年上涨,种粮收益却持续下降,表层原因为成本增加,根本原因为生产效率低下,农药化肥等过度使用,以及粮食直补和最低价收购政策引起对价格的直接干扰。粮食补贴和最低收购价递增预期,在市场博弈中,引起投入品价格提前上涨。粮价推动在对物价上涨产生传导后,在人力成本的货币化和显性化的综合影响下,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发生了反馈作用。

这种潜在的巨大需求缺口具体主要表现为:

(1)功能性缺口。不是所有的粮食都是饲料用粮。即使粮食丰富,有盈余,不意味着有条件将这些粮食立即或有效地转化为肉类。

(2)质量性缺口。中国消费者已经不满足买得到,而是需要好品质、安全信得过的产品。目前的粮食和加工、转化产品不能全面满足安全、放心的要求。

(3)增长速度缺口。2003-2012年间中国居民人均肉类产品的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6%,转化为对应饲料用粮的速度,加权后的年增长速度约为5-8%之间,远远超过目前粮食生产年增长3%左右的增长速度。

(4)结构性缺口。目前的粮食供需结构均存在品种结构、地区区域、群体差异。

3.从历史发展看,粮食的供与求始终都是动态发展的概念、粮食的供需平衡是动态发展的过程

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和人口大国,从走过的发展历程看,粮食的供与求是动态发展的概念,每个阶段都有其具体内涵,每个阶段也经历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阶段特征为,物质极度匮乏,计划经济,解决粮食供给量的问题,保证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

第二阶段,1978-2003年。阶段特征为,粮食产量大增,但年际波动性剧烈,国家调控下的市场流通,口粮消费下降,饲料用粮激增,解决粮食供给总量和市场稳定性问题。

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阶段特征为,粮食流通的市场化、粮食市场的全球化、国家托市政策的制度化,解决的主要问题为同时保障总量、多样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二、政策建议

1. 实现两大战略转变。第一,实现从“粮食安全”战略,向“食物安全”战略转变;第二,新常态下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应由“基本平衡”转变为“动态调整”下的“局部平衡”。“动态调整”是指多维食物供需体系内的供给规模和结构应由市场主导,允许短期价格正常波动。“局部平衡”指在市场基础上,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第一,维护核心的“口粮安全”;第二,调整饲料用粮布局。尤其须改善大豆进口依赖,实现饲料用粮的国产进口相对平衡;

2. 实现一大职能转变。需要对政府治理的顶层设计进行改革, 以“食物供应链体系”为指导方针建立农业部大部制和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整合目前分散的管理职能。

3. 调整当前粮食补贴和收购政策。最低收购价建议以前一期(半年或一年)的国际市场平均价格为基准,适度上调设定。逐步弱化“保价格”功能,强化其市场调节机制,改变未来收购价格水平刚性上调的市场预期对粮价上涨的推动。“保收入”的功能由种粮农民收入直补,自然灾害损失补贴,农业保险补贴,提高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水平等方式实现,增加种粮的纯收入。

(原文载于《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点击《论新常态下的粮食安全:中国粮食真的过剩了吗》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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