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1.当前普遍认同的粮食供求“紧平衡”是存在市场扭曲的假性均衡，实则为不平衡，存在巨大需求缺口；
2.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人口大国，供与求的内涵在不断发展变化，不平衡是常态，平衡与不平衡均是动态调整过程，不必对市场正常调整过于忧虑。
3.必须实现两大战略转变：保障“食物安全”战略应取代“粮食安全”；保“基本平衡”战略应调整为“动态调整”+“局部平衡”。
4.粮食最低收购价建议以半年至一年国际均价为基础，适度上调，倒逼市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改变未来收购价格刚性上调的市场预期引起粮价的上涨。
一、澄清“粮食过剩论”的至关重要性
粮食对个人及国家的重要意义无需赘述。但需要强调的是，粮食生产尤其依赖自然资源和气候状况，具有不稳定性，但粮食需求为刚性需求。供需极易产生背离，引起粮食价格剧烈波动。轻率接纳粮食过剩论，贸然减少粮食生产和储备，可能会产生严重危害甚至灾难。
1. 易引发通货膨胀，增加贫富差距，降低实际购买力，影响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例如，王浩强（2015）年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在粮食存在宏观调控期间粮价和CPI不存在协整关系，但市场化后关系显著—粮价每变化1%，CPI可能随之变化0.98%。
2. 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并演变成世界粮食危机。2008年的世界粮食危机，直接导致了33个国家发生抗议和骚乱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稻米产销国泰国、越南、印度都限制出口以保内需。
3. 可能导致农业多年来形成的良好形势逆转。目前国家扶持粮食发展的政策旨在扶持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务农积极性、保持农业产出和农产品价格稳定。如果“粮食过剩论”被普遍接受，可能会减少农业投入，导致形势逆转。
二、“粮食过剩论”之辩证分析
1. 未来保障“吃”的安全在于“食物安全”，而非局限于“粮食安全”
食物安全应涵盖的4个核心要素：（1）保障粮食的稳定有效供给；（2）保障所有食物的稳定有效供给；（3）保障所有食物的质量安全；（4）保障所有人可获得安全、健康、营养、多样化的食物。粮食安全是粮食安全的最核心最基础的层次，但“食物安全”更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意义，符合可持续发展需要。
将“粮食安全”提升到“食品安全”高度，符合当前国情，符合“十三五”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思路。根据最新《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调查数据显示，国家城市和农村居民膳食中谷类食物的供给比分别为47%、59%，相比起1978年我国居民每日热量的82.7%由谷物类提供发生了质的飞跃。已进入动物蛋白质消费高速增长和饮食品种、结构、营养多样化快速发展期，其他食物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粮食。因此“粮食安全”的核心战略地位应当让位于“食物安全”。
2. 中国的粮食不仅没有过剩，而且存在巨大的需求缺口
从绝对数量看，“十一连增”和年总产达6亿t的规模表明，中国的粮食已实现数量上的相对充足，但没有绝对性过剩，而且存在潜在的巨大需求缺口。主要论据有：
第一，粮食连续十一年增产，挑战了农业丰歉交替的自然规律，依赖的是为对包括财政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高强度开发和使用。自2006年到2008年逐步取消农业税，农业财政投入从财政支出的7.9%上升到9.5%，数量上两年直接增加了2 228个亿。目前“三农”的相关支出更是达到了财政的10%左右，力度空前。10年间，农业相关投入平均年度增长率达到20%，远超过粮食的年均2.6%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粮食增产，还高度依赖于对各种生产资料的增速投入。化肥使用保持年均2.6%的增长速度，且无下降的趋势。
第二，虽然粮食产量持续增多，但进口也同时达到空前规模，恰恰是受到市场真实需求推动的结果，表明目前的粮食供给未能充分满足潜在需求，空间巨大，尤其是饲料用粮。自2008年以后，粮食供需缺口逐年扩大，直接刺激了进口。目前我国粮食进口格局依然是大豆主导型，最近几年，小麦和稻谷的进口呈爆炸式增长。10年间大豆进口量增加了2.5倍，占到国内市场的85%左右。2011年短暂滞胀后，大豆重新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2014年增速更达到13%。大豆进口主要为饲料用粮和油脂加工。这恰好说明，国内市场不仅对饲料用粮和肉类蛋白存在巨大需求，而且增长异常迅猛。
第三，国内粮价已经远超加关税后的进口产品，说明粮食生产效率低下、市场不均衡、价格直接补贴政策已经严重扭曲了市场。本研究发现，价格倒挂幅度与产品单产国际比较优势（劣势）显著相关。2006—2012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菜籽、甘蔗价格年均涨幅均低于同期成本涨幅，到2013年我国大宗农产品国内价格已全面高于国际价格。今年1-9月份的价格显示，中国国内批发市场的小麦、玉米、大米平均价格分别比进口到岸完税后的成本价高36.6%、50.6%、41.6%。例如，中国大豆每公顷平均单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20-25%。
第四，粮价年年上涨，种粮收益却持续下降，表层原因为成本增加，根本原因为生产效率低下，农药化肥等过度使用，以及粮食直补和最低价收购政策引起对价格的直接干扰。粮食补贴和最低收购价递增预期，在市场博弈中，引起投入品价格提前上涨。粮价推动在对物价上涨产生传导后，在人力成本的货币化和显性化的综合影响下，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发生了反馈作用。
这种潜在的巨大需求缺口具体主要表现为：
（1）功能性缺口。不是所有的粮食都是饲料用粮。即使粮食丰富，有盈余，不意味着有条件将这些粮食立即或有效地转化为肉类。
（2）质量性缺口。中国消费者已经不满足买得到，而是需要好品质、安全信得过的产品。目前的粮食和加工、转化产品不能全面满足安全、放心的要求。
（3）增长速度缺口。2003-2012年间中国居民人均肉类产品的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6%，转化为对应饲料用粮的速度，加权后的年增长速度约为5-8%之间，远远超过目前粮食生产年增长3%左右的增长速度。
（4）结构性缺口。目前的粮食供需结构均存在品种结构、地区区域、群体差异。
3.从历史发展看，粮食的供与求始终都是动态发展的概念、粮食的供需平衡是动态发展的过程
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和人口大国，从走过的发展历程看，粮食的供与求是动态发展的概念，每个阶段都有其具体内涵，每个阶段也经历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阶段特征为，物质极度匮乏，计划经济，解决粮食供给量的问题，保证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
第二阶段，1978-2003年。阶段特征为，粮食产量大增，但年际波动性剧烈，国家调控下的市场流通，口粮消费下降，饲料用粮激增，解决粮食供给总量和市场稳定性问题。
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阶段特征为，粮食流通的市场化、粮食市场的全球化、国家托市政策的制度化，解决的主要问题为同时保障总量、多样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二、政策建议
1. 实现两大战略转变。第一，实现从“粮食安全”战略，向“食物安全”战略转变；第二，新常态下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应由“基本平衡”转变为“动态调整”下的“局部平衡”。“动态调整”是指多维食物供需体系内的供给规模和结构应由市场主导，允许短期价格正常波动。“局部平衡”指在市场基础上，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第一，维护核心的“口粮安全”；第二，调整饲料用粮布局。尤其须改善大豆进口依赖，实现饲料用粮的国产进口相对平衡；
2. 实现一大职能转变。需要对政府治理的顶层设计进行改革， 以“食物供应链体系”为指导方针建立农业部大部制和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整合目前分散的管理职能。
3. 调整当前粮食补贴和收购政策。最低收购价建议以前一期(半年或一年)的国际市场平均价格为基准，适度上调设定。逐步弱化“保价格”功能，强化其市场调节机制，改变未来收购价格水平刚性上调的市场预期对粮价上涨的推动。“保收入”的功能由种粮农民收入直补，自然灾害损失补贴，农业保险补贴，提高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水平等方式实现，增加种粮的纯收入。
（原文载于《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点击《论新常态下的粮食安全：中国粮食真的过剩了吗》下载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