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的个性里有某种吸引人的东西，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他曲折的官职生涯、留下的信函和历史作品中可以看出。的确，对一个十一世纪既是儒家积极分子同时又固执守旧的官员，就寻求治民之道上，我们很难与他产生共鸣。但他对原则的坚守、对君主和朝廷的忠诚、甚至逆潮流而行的不屈不挠，乃至暮年接管国家最高事务，推行表面上看似与当时的“现代化”背向而行并最终为其后继者所废除的政治主张，都不得不让人有所触动。
单单是这个人物引起的好奇，也许就足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尝试重新回顾他的一生。他不仅撰写了一部对中国知识界有重要影响的史学作品，而且也一生处事严谨、在最复杂的官场阴谋中周旋，深为民生国计操心。这也就是为什么从那一时代的传记评论里，都可看出他颇受人爱戴。所以司马光是个既独特又具备象征意义的人物，他所代表的统治方式至今仍引起不少争议。
司马光的从政时期位于北宋的一个尤为特殊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分隔两次重要改革中间的短暂时期。两次改革即司马光支持的由范仲淹（989-1052）于1040前后几年主持的“小变法”和司马光极力反对的由王安石（1021-1086）于1069年到1075年间推动的“新政”。
无可辩驳的是，司马光的名气首先还是源自他的作品。但众多学者对他感兴趣，则是因其对北宋皇帝统治下的大动荡和政治变革进行反抗的政治个性。所以无论是在过去还是新近的文献里，或者更普遍的说在研究那个朝代的历史学家的记录中，司马光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特点就是保守，因为他对其朝代在统治方式、税务、军事及农业方面任何最细枝末节的变革都持敌意态度。“保守主义”这个概念，被认为是决定司马光思想和行为最核心的因素，甚至成为最新的一些研究论述的题目和框架，尤其是在冀小斌的论文中，他将保守主义定义成对历朝历代中积累起来的智慧的尊重和对旧制度成果的保护。但是，如果仅将司马光的角色定义成一个反对“不可抗拒的、被认为是深具举创、乃至革命性和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变革浪潮的人，这就解释不了司马光在中国文人甚至百姓记忆中的光辉形象。司马光事实上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为众所认可的伟大人物。他至今仍影响着他的国家或更广泛地说影响着东亚。对这个似乎永不妥协的官员来说，他了解他所在时代的任何思想浪潮，而且这个承担着国家最重要职责的政治家、杰出的文官，晚年官至宰相，一生为国尽力，通过长期、严谨地进谏，为政权的稳固出谋献策。所以对司马光最普遍的观点里，难道没有一点时代性的错误？强调司马光“保守主义”的这个作者，并没有质疑用“保守主义”这个词是否恰当。诚然，这个词在当今的政治领域里确有其意义，但在十一世纪的时代背景下，却并不如此。难道以后不可以将对这个思想家、政治家的官场生涯的分析放在管理行为或更广义的政治行为范畴中来研究？这些行为和特定的执政观念以及特殊的时局紧密联系，而后两个因素又都深具历史性。执政观念本身就复杂，因为需要在参照历史和参照贤人中找到实用的方案。而特殊的时局则要求那个时代的官员们要一直在外患的威胁和充满危险和不安定的环境中统治国家。这样的环境使国防成为国家最核心的问题，而朝代的存亡也成为政权最忧虑的事情。我们将从这样的角度来分析司马光所受的教育及其政治主张。如所有传统的传记一样，我们在此按年代顺序记述。这个方法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必要的思想分析或从整体上了解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变化，也不影响我们对该人物背后所代表的统治模式的理解。
最后要谈及我们的文本资料来源及利用它们的方法。我们大量地研究了司马光的作品，包括他的信函和巨著《资治通鉴》。也查阅关于这个人物的旧时文献，如年谱、同时代人物包括苏轼、王安石等对司马光的记录和评价、朝代故事、明、清时比较著名的注评者的分析。这些对话形式的叙述充分地重现了司马光与周围人交谈、辩论的画面和进谏君主时的场景，包括他对君主阐述他的想法和论点以及后者对前者的答复。我们在全文中引用的这些段落，远不是“速记稿”。这些文本，虽然不够逐字逐句，但这样的内容似乎更能体现交谈的精神以及它们在文字描述中占据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内容似乎是真实地接近了人物和当时的背景环境。这些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对于展现这个官吏的辩论、态度及思考和行为模式都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光的官场生涯》，法国地中海高等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