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当前位置:首页 > 新闻中心 > 专家观点 > 正文

冯寿农:卢梭对现代性的反思——重读《论科学与艺术》

发布时间:2015-10-22作者:冯寿农浏览次数:

卢梭(1712-1778)于1749年应第戎学院的征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写了“论科学与艺术”这篇论文,一举成名。该文“所发挥的主旨和卢梭后来一贯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他后来全部思想体系的一个前导” 。它的主旨思想是:卢梭认为,在人类历史里,“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人的灵魂正是随着科学和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科学与艺术的复兴败坏了社会风尚,带来了浮夸、奢侈、败德。卢梭指出,骄奢、淫逸和奴役存在于一切时代里。然而,自然是美好的,出自自然的人是生来自由平等的,因此应该以自然的美好来代替“文明”的罪恶。当时,许多学者不满卢梭的观点,攻击它们为“反启蒙”的论调。其实,在今天看来,卢梭的伟大之处就站在时代的潮流上,毫无畏惧,敢于怀疑,敢于反潮流,对启蒙现代性进行反思。这篇论文的一些论点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和价值。
卢梭在论文的第一部分里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眼前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所发生的事情吧"。他从横向考察法国自十六世纪初开始的文艺复兴至十八世纪中叶的启蒙运动,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使宫廷和沙龙盛行着礼仪和风雅,造成了普遍的浮夸和败德行为。准确地说,这个时期应该是指1494年至十八世纪中叶约250年的“现时代” (即现代) 。1494年开始持续五十多年的法意战争使法国从意大利带回文艺复兴“这些珍贵的战利品而丰富起来了”。16世纪初,爱好文艺的国王法兰西斯一世促进人文主义新学,法国由此成为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
现代性是“现时代”的标志与特征,从历史学角度,现代性标志着一种断裂和连续的统一,是与中世纪社会的断裂。到卢梭那时,法国的“现代”经历了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和启蒙运动,这段时期的特色为:民族国家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它跟古代传统的农业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出现了近代的工业,科学技术是不断进步,欧洲进入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文明社会。后来发生了工业革命,不断扩大再生产,从而改变了人类生产的整个面貌。工业社会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人类的思想、社会秩序、风俗习惯都会随之改变。伴随着现代化进程, 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得到巨大发展。人类改造世界的欲望空前强烈。在思想上,人类坚信新知识和新发现将把自身引向更美好,趋向至善的世界,并由此对自身和未来充满自信与乐观。当所有人都在为科学与艺术的高峰欢呼的时候,当启蒙运动似乎有点忘乎所以之际,面对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之中,大声疾呼“否”!他前所未有地提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会造成社会的苦难和人性道德的堕落。

1、个人的自由天性被压抑
卢梭认为科学“窒息人们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使他们喜爱自己被奴役的状态,并且使他们成为一个所谓文明的民族"。卢梭在这里第一次以“天性”、“自由”的名义而反对科学与艺术。他在其首篇论文就表明他的基本观点:以自然对抗文明,以自由对抗社会。卢梭从自然人的角度指责科学与艺术 “奴役”人,又以社会人的立场谴责科学与艺术“腐蚀”人。
在卢梭看来,这种文明带来的结果是:在上流社会里“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在强迫着我们,风气又不断地在命令着我们;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卢梭发现损害社会风俗和人性道德的便是科学和艺术以及理性思想的发展盛行。理性压抑着人的天性,在这种专制下,“我们再不敢表现真正的自己,而就在这种永恒的束缚之下,人们在组成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群体之中既然都处于同样的环境,也就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在理性的淫威下,人变得虚伪、浮夸,正如莫里哀在喜剧讽刺的“伪君子”角色一样,人人都成了“伪币制造者” 。理性使人分裂为二重性:社会的“我”和真实的“我”。与此同时,人与人的关系“再也没有诚恳的友情,再也没有真诚的尊敬,再也没有深厚的信心了”!

2、风尚浮夸,道德败坏
卢梭在论文中批评的锋芒实际上直指法国路易十四专制时代以及18世纪上半叶社会。路易十四被称作“太阳王”。把君主比作太阳,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路易十四敢于喊出“朕即天下”,并缔造了法国封建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同时也因为他在宫廷里掀起了一股“金光四射”的奢华之风,并把这股风气吹遍了整个法国大地。以恢宏奢华而举世闻名的凡尔赛宫庞大宫廷的一年开支相当于法国全年税收一半,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君臣没日没夜地举办极尽奢华、花天酒地的宴会和舞会。
不管是法兰西斯一世,或是路易十四,历代国王都把艺术当作宫廷或个人外表的“装饰品”。卢梭认为,当一个社会看重艺术,那正是政治不健康和社会不平等的征兆。因为艺术品和诸多奢侈品之间的区别是很小的,比如珠宝、设计者设计的服装、假发等等。发型设计师和珠宝商与画家、雕塑家等类似者的共同点是,他们的顾客都是一些希望把自己从人群中区分出来,或希望通过购买来实现区分的人。这些顾客的兴趣在于区分,而不在于美。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而言,艺术仅仅是不平等的象征,这种不平等正是基于钱和社会地位的差异 。
在卢梭看来,科学与艺术成了巩固绝对王权专制的工具,科学和艺术是点缀在枷锁上的“花冠”,满足上层社会的精神需要。在宫殿、沙龙里,当时流行着一种温文尔雅、浮夸矫揉的礼仪,和精致美妙的趣味。贵族、僧侣努力做一个“博学却无迂腐、殷勤却无下流、信仰却无狂热的”“有修养的”人。文学艺术成了一种区分,了解欣赏文艺即为有教养的人,有无教养就是凭借文艺来区分,它加强了人被奴役的状态。科学与艺术因此粉饰和巩固了专制对人的奴役状态,成了专制的附庸和帮凶。
当时在上流社会,外表“装饰的华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富有,优雅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趣味”。卢梭指责说,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德行而装出一切有德行的外表”,他认为“在大量的浮夸当中德行是很难于出现的”。因此,他在论文里引用贺拉斯的一句诗;“我们被善良的外表所欺骗”。
 卢梭指出:在这种浮夸的外表下“是怎样一长串的罪恶在伴随着这种人心莫测啊!……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义那种虚伪一致的面孔下边,隐藏在被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雅的背后。”最后,卢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现代社会里这种文明,不过是是一种“精致化的纵欲(10)”罢了!
由此,卢梭考察了法国从文艺复兴后近三个世纪的社会发展,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科学与艺术的作用是确凿的,腐化也是实在的,而且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

3、寻根究底,探讨腐败之源
卢梭在论文的第一部分考察了现代社会后随后超越现代,超越法国,再从纵向考察世界史上几个文明古国:埃及,这个全世界最早的学园,“自从它成为哲学和美术之母以后”,不久就被人所征服。古希腊,“永远是博学、永远是淫逸和永远是被奴役”,那是“一个已经被奢侈和艺术所耗竭的身躯”。文艺腐蚀着居民们的心灵,艺术的进步促成风尚的解体。而一度是“德行殿堂的”古罗马,“科学与艺术使它变成了罪恶的渊薮,最终被异族所轻蔑和野蛮人所玩弄了”。在东罗马,“一切极其无耻的骄奢与腐化、种种最黑暗的谋杀和陷害、一切极其邪恶的罪行都汇合在一起”,拜占庭帝国也难逃覆灭之命运。在古老的中国,科举制度使文人学士的“文章得到荣誉就足以获得国家的最高禄位”。但那 “又有什么用处呢?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又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卢梭指出:在那些所谓文明的国家里“有些游手好闲的人终生都在高谈阔论着至善、罪恶与德行,并且那些浮夸的理论家还对自身加以最堂皇的称颂,而对其他民族则冠以野蛮人这个可鄙的名词”。
 而正是在这些冠以“野蛮”国家:早期波斯、塞种人、日耳曼人、贫穷与蒙昧时代的罗马、乡居的民族瑞士里,卢梭“拿那些为数不多的民族的风尚来和上面的情况对比一下吧,那些民族并没有沾染上这些虚浮的知识,他们以自己的德行造就了自己的幸福,并成为其他民族的榜样。”早期的波斯人“学习德行犹如我们这里学习科学一样”,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征服了亚洲;日耳曼人“单纯、清白和有德行”。甚至罗马,在它贫穷与蒙昧的时代,也是如此。
 卢梭特别极力褒扬斯巴达而贬斥雅典。在他看来,斯巴达那幸福的无知以及它那法律的贤明,它简直是个“半神明的共和国”,德行显得是多么地超乎人世之上人民是生来就有德行的,连那个国土上的空气也似乎激发着人们的德行。它的居民留给我们的,只是对于他们的英雄事迹的追忆。而雅典是“人世上的共和国”,空洞理论,美术造成的种种罪恶。雅典变成了“礼仪和风雅的中心,雄辩家与哲学家的国土,房屋的华丽和词藻的风雅在这里竞相媲美” ,人们在这里到处可以看到最精巧的大师们在大理石和画布上的最生动的作品。
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发现和恢复古希腊古罗马辉煌灿烂的文明,主要是弘扬古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理性精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实际上是复兴了一千年前的古典性。用梁启超老先生的话来说,文艺复兴是以复古求解放。复古运动是指恢复希腊古代的文明 。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渊源,“这些就是我们的世纪引以为荣的种种知识之所由来的纯洁的源泉了”。“才使昔日的雅典和罗马能够在那些以其繁荣与昌盛而如此值得自豪的岁月里头角峥嵘。”卢梭考察了现代文明科学和艺术对道德风尚的负面影响后,进一步寻根究底探索文明的源头,特别是古希腊黄金时代雅典城邦文明。他发现:“我们虚荣的好奇心所造成的恶果是和这个世界同样的古老了”。自古至今,“风尚与节操的命运之受科学与艺术进步的支配”。
 在论文第一部分的最后章节,卢梭假口于两位伟大人物所说的话对欧洲古代文明进行无情的谴责和刻薄的嘲讽:一是苏格拉底对诗人、艺术家、智术师、雄辩家的批评;二是法布里修斯对奢华的罗马的指责,来加强自己的议论。
苏格拉底认为:雅典的诗人、艺术家、智术师、雄辩家自命为是有智慧的人,别人也这么认为,但在苏氏发现“他们却是最没有智慧的了”。 他们往往自夸有知识,其实一无所知。他说: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是善、是美。但他们不懂装懂,而他自己不懂就不懂。苏格拉底鄙视雅典学者的浮夸和科学的虚浮,他是那么正直诚实!卢梭非常景仰这位雅典最有学识的人的德行。
在古罗马,“科学、艺术和辩证法还是流行起来了,罗马充满了哲学家和雄辩家;人们不顾军事纪律了,人们鄙视农业了,人们在搞宗派,并且人们忘记了祖国”!面对声威显赫的那个罗马的奢华面貌,法布里修斯 痛心地哀叹:“神啊,曾经一度是节制与德行之所在的那些茅屋和村舍变到哪里去了呢?罗马的简朴已经被怎样致命的繁华所代替了啊!” 罗马到处是柔靡风尚,害人的艺术腐化公民,国家养肥了一群建筑家、画家、雕刻家和优伶,修辞学家以炫耀虚浮的才华自许,以轻浮的高谈阔论诱惑。
最后,卢梭在论文的第一部分得出结论:不管是古代或现代,不管在法国或文明古国,“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并且这一现象是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到的”。

4、奢侈风行,败德亡国
如果说卢梭在论文的第一部分是从外部着手研究,那么在第二部分他着重考察科学与艺术的本身,包括其起源、目的、效用等方面。首先他指责科学与艺术起源于罪恶,“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 奇心;所有一切,甚至于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
接着,他探索它们的目的:科学既产生于闲逸,反过来又滋长闲逸;艺术的存在是服务于奢侈,由于人们的闲暇与虚荣而产生的奢侈,就是其中的一种。“奢侈很少是不伴随着科学与艺术的,而科学与艺术则永远不会不伴随着奢侈”。 科学与艺术让人们摆脱贫困,拥有财富。人必然要追求享受,追求奢侈,生活日益舒适、工艺日臻完美、奢侈之风开始流行了,奢侈成了财富的某种标志。卢梭指出:“古代的政治家从不休止地讲求风尚与德行,而我们的政治家则只讲求生意和金钱”,“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他们“硬说是奢侈造成了国家的昌盛,然而纵令把禁止奢侈的法律的必要性置诸脑后”。如今的政治家好利之心超过好徳之心,如今的风气重视才智亦过于重视德行。卢梭认为,奢侈则是与善良的风尚背道而驰的,人们虽可以用金钱获得一切,但却决不能获得风尚与公民。纵使奢侈能有助于增殖财富,但善良的风尚对于帝国的存续乃是最根本的事。试问:“对于帝国更为重要:是显赫而短促呢?还是有德而持久呢?” 卢梭指出:奢侈必然的后果——风尚的解体——反过来又引起了趣味的腐化。这些也还“是科学和种种艺术在室内暗中起作用的结果”。总之,科学和艺术所产生的效果摇撼了信仰的基础,毁灭了德行,消蚀了“灵魂的力量与生气”。随着社会上奢侈风行,真正的勇敢就会削弱,尚武的德行就会消失,丧失了战斗力,进而人们身心败坏,最终国破家亡。
 卢梭在这里再次列举了在世界史中,许多大国富裕了,君臣过着奢侈淫逸、灯红酒绿的腐化生活,最后都沦落到被贫穷的小国打败的亡国下场。当哥特人掠夺希腊的时候,留下图书馆,幸免焚毁,让希腊人荒废军事的操练而沉溺于怠惰安静的职业。意大利的王侯贵族们过分地沉溺于机巧和博学,以致于无法振作并奋勇作战。罗马人承认,他们武德的消逝是随着他们赏识图画、雕刻和金银器皿以及培植美术而开始的。

5、回归自然
卢梭在这部著作里就提出他的“回归自然”的观念,他所理想的自然状态是:“永恒的智慧为人们所安排的那种幸福的无知状态”。这种状态就是科学艺术尚未诞生,人类还处于愚昧无知,但在卢梭看来,人虽无知,却是正直、诚恳、幸福的。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离开了原始的自然状态,科学和艺术不断昌明进步,卢梭悲叹:“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因此,他在论文里呼喊:“请把我们从我们祖先的那些知识与致命的艺术里面解救出来吧,请赐还给我们那种无知、无辜与贫穷吧,唯有这些东西才会使我们幸福,并且在你的面前也才是可贵的。”卢梭的幸福观是建立在“无知、无辜与贫穷”的状态之上。随后,他劝告人不要去追求名利,回归自然,隐居静思:

“让我们安于默默无闻吧。让我们别去追求一种永远得不到的名誉吧,可以在自身之中求得幸福,让别人用心教诲人民去尽他们的义务吧,让我们只管好好地尽我们自己的义务吧,我们对此不需要知道更多的东西。
德行啊!你就是淳朴的灵魂的崇高科学。你的原则不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要认识你的法则,只消返求诸己,并在感情宁静的时候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就够了。这就是真正的哲学了,让他们知道怎样好好地说,让我们知道怎样好好地去做吧。”

在这里, 卢梭所返回的“自然”实际上是一种附魅的自然本体,这是人类一种古老的自然观,即认为自然皆有灵魂的。这种自然观产生于先民们依赖于自然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方式。卢梭、雨果等浪漫主义作家的宗教观都是“泛神论”,人与自然互相通灵, 情景可以交融。这种自然观与中国道家的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一致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西方自近代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之后,人们自信: 自然已成为人类索取与可驾驭的对象,自然于是完全外化为人类的对象,祛魅的自然观成为科学精神的主潮,人类因此忘记了自身正是被其狂妄驾驭、索取对象的一部分,自然的报复于是狂怒般地呈现出来。卢梭的“返回自然”就是人要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 融为一体。当代哲学家利奥塔在其著作《非人》 里以更新的科学理念提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返魅的自然观。这种科学理念化的返魅的自然观实际上是源自卢梭的自然观。这种返魅的自然观也许在未来会拯救西方甚至整个世界。
众所周知,卢梭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他在作品里偏爱表现情感和主观思想,注重抒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尤其喜欢描写和歌颂大自然,喜欢将人物置身于纯朴宁静的大自然中,衬托现实社会的丑恶及美好。此外,他的自然观非常形象地表现在一些近代作家的作品里:譬如:乔治•桑的田园小说《魔沼》、米歇尔•图尼埃的处女作《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以及勒˖克莱齐奥的小说《沙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卢梭开拓了法国生态文学。

6、普适价值与现实意义
杨春时指出:所谓现代性,其核心是包括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和人文主义(价值理性)的理性精神。同时,现代性还应包括反思、超越层面,即哲学、艺术等对现代性的弊端的思考、批判。这就是说,现代性既包括对现代性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即对现代性的超越,而超越的现代性则抵制着现代社会的弊端,维护着人的精神自由。现代性的反思性, 指的是现代性并不保证自身的本质化与完整性, 而是处于不断的反省与突破之中 。法国知识分子有一点可贵的精神是“文化的自觉性”,所谓“文化的自觉性”,就是知识分子敢于超越时代,对自身的文化的缺点和弊端大胆地批评和反思。卢梭在“序言”里说:“我自谓我所攻击的不是科学本身,我是要在有德者的面前保卫德行。”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的论文的真正的目的。他假借科学与艺术作为谴责的对象,实际上是对现代性带来的弊端进行大胆的批判。
今天,在纪念卢梭诞生三百周年之际,我们重读卢梭的这篇论文,深深地感到它具有一种普适性、现实性的价值和意义,这篇论文里至少引领我们反思三个问题:
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否有助于精神文明的进步?在论文里他所举的许多的论据和生活中大量事实昭示着:物质文明进步,精神文明并不是同时在进步,搞不好就会倒退。科技使人更加富有,但是人更是欲壑难填,更加贪婪,向“钱”看齐,追求奢侈,社会风尚败坏,道德沦丧。特别在王权专制制度下,政治家奢华淫逸,官员贪污腐败,统观世界史古今中外,再强盛的王朝都难逃脱毁灭亡国之灾。
二、科学和艺术在进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在提高,人是否更加幸福?卢梭在论文的“序言”里说:“我所讨论的乃是人类幸福所攸关的真理之一。”他实际上是探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人类所追求的幸福是什么东西?是物质享受还是某种精神状态的满足?假如你追求的是物质享受,那么我们说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有助于人类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说幸福是一种精神状态的满足,那么我们就很难说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会使人更加幸福。事实上人富了,钱多了,但生活的烦恼也多了,不见更幸福。幸福这个问题困扰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追求什么样的状态。何光武先生引了孔夫子赞美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尽管物质生活贫困,但他精神是快乐的,他始终享受追求精神、追求道、追求思想的生活快乐 。
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过分强调人本主义,培根鼓吹:“知识就是力量”,人本主义和科学知识将人与大自然分离,对立开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与天斗其乐无穷”,人向大自然要资源,过分开采,导致今天地球气候变暖,自然生态失去平衡。今天,我们现在面临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像这样继续发展的话,子孙后代都将无法生活。那么怎样能够做到不仅考虑到自己的生活,又要考虑到子孙后代也能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成长,那么环保这个问题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近代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太厉害了。卢梭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过去几千年所不曾面临的问题。虽然卢梭没有提出答案,但是提出问题了。“我觉得提出问题的贡献不亚于给出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卢梭的这篇文章很有价值。”

更多 >> 专家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