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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著名国际法学者W. Michael Reisman教授在苏州校区开展学术讲座

发布时间:2018-04-28作者:文/学生事务部 图/翁安妮 来源:学生事务部

4月26日,耶鲁大学法学院著名国际法学者W. Michael Reisman教授应邀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开展主题为“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markable Institution”(“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一个重要制度的兴起与衰落”)的全英文学术讲座。浙江大学国家千人计划教授、香港“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院长王贵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学院副院长石佳友,中法学院助理教授Jalila Bachri博士等嘉宾,与来自国际学院、中法学院、人大-日内瓦“中欧欧洲法”创新型人才项目,以及苏州大学等兄弟院校的70余名师生共同聆听了此次讲座。讲座由苏州校区研究生会主办。

Reisman教授首先讲述了ISDS机制的起源。他认为,国际习惯法为保护外国人及其财产制定了最低标准,但其实施方式中仍然存在本国的自由裁量:这被称为“国民的外交保护”,这些保护方法可能具有强制性,是保护外国投资免受投资所在国政府政治干扰的有效制度。 但 “外交保护”制度很容易被滥用,从而引发一些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的不满。由此,时任阿根廷外交部长的Luis M. Drago于1902年抗议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海军对委内瑞拉主要港口的封锁,并提出公共债务不能引起武装干涉,反对外国政府以武力来逼债。这一提议在1906年的第三次泛美会议(里约会议)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一年后,该会议通过了《波特公约》,其第1条赞同Drago部长所要求的对使用武力进行限制,但要求以国际仲裁作为强制性交换条件的回报。这为后来的国际投资法中的大契约奠定了基础:投资者国家放弃使用武力来保护其投资者,以换取东道国同意将这些投资者的争议提交给独立第三方裁决的国际仲裁。

Reisman教授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涌现许多采纳指令性经济的国家,同时还出现了新的对外投资模式即新殖民主义。1986年,联合国大会颁布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仅提出“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而且“各国有责任单独采取措施,共同制定国际发展政策,以促进充分实现发展权。”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前身)也获得成功,到20世纪50年代末,欧洲经济体已经反弹,但当时,许多独立的欧洲前殖民地迫切需要资金以帮助其发展从而转向国际组织提供援助。由于国际公共资金难以满足此需求,私人直接投资成了解决方案。1965年《华盛顿公约》达成共识:私人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国际私人直接投资是协助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是,资本输出国必须代表投资者放弃“外交保护”,而资本输入国则自己要对与外国投资者的争端进行仲裁。

Reisman教授认为现代国际投资法体系的大契约(Great Compact),使所有国家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其中。简而言之,双边和多边国际协议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在两个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首先,确认了东道国的外资管理标准;其次,在不履行情形下,指定专门权限来监督和实施。Reisman教授还认为资本输入国家与资本输出国家之间本来相当明确的界限开始变得有些模糊,因为发达国家国家成为对外投资的磁石,这种界限的变化导致对发达国家发起的投资争端日益增多。如今,发达国家正面临国际仲裁法庭对其自身监管行动,特别是在公平和公正的待遇标准方面的审查。Reisman教授提出了“too big to lose”概念,即仅仅因为国家可能输掉一个案子而依政治意愿摧毁已被证明是一个有效和公平的解决跨国经济生产活动争端的“大契约”,是一种被冲昏头脑的行为。因此,Reisman教授建议各国领导人即“大契约”的监护人能在国际上和国内都采取理智的行动。

在提问交流环节,Reisman教授与现场师生进行了深入互动。王贵国教授与石佳友教授也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有同学想了解ISDS如何保障仲裁员的独立性与中立性?Reisman教授回答,ISDS一般会要求东道国与投资者各指定一名仲裁员,随后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举首席仲裁员,以期达到公平公正,在指定仲裁员的过程中每一方都有提出异议的权利。该同学进一步追问:若中国想要建立一个争议解决机构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投资争议服务,如何才能提升该机构的吸引力?Resiman教授认为想要提升该机构的吸引力,最重要的是要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参与。王贵国教授就此补充道,这样一个机构必须要保证专业性与国际性,我们不能单单复制已经建立的模式,而应该在其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改进,在投资争议的解决上,中国不是主导而是参与者。

有同学请教Resiman教授如何评价“纽黑文学派”对于国际法的贡献?Resiman教授认为“纽黑文学派”在法律制定、法律决策、法律适用等方面都做出过贡献,在“纽黑文学派”的推动下,政府规章、法院更加被视为法律的解释者与实践者。对于有同学提出ISDS体制与欧盟倡导建立的投资法院体系(ICS)之间区别的问题,Resiman教授通过实例解释到ISDS可以允许投资者直接参与到争议解决中来,而ICS体制则需要投资者依附本国,由本国参与争议解决,因此ISDS更为便利。

在ISDS透明度与保密性以及是否可能被可替代性争议解决问题上,Resiman教授认为,投资仲裁区别于商事仲裁,可以完全公开,国家参与并不是保密的理由;可替代性争议解决措施是投资仲裁的补充,大多数情况下,投资者都是穷尽可替代性争议解决措施之后再提起投资仲裁。还有同学问到,《欧盟加拿大综合性经济贸易协定》(CETA)中采用了不同于ISDS的争议解决机制,该模式是否会对ISDS这一传统争议解决方式构成挑战?Reisman教授指出仲裁建立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基础之上,依附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仲裁不应当有上诉机制。CETA构想在未来条件可行时设立一个上诉机制,由此对于国际投资投资仲裁可能造成的影响、上诉机制是否有利于投资者还有待观察,CETA也将会面临这些问题。

石佳友教授问到,一些传统的国际法学者认为ISDS机制是对国家主权的损害和限制,将限制投资东道国基于其公共政策考虑而通过新的国内立法的“规制能力”,因此对ISDS机制怀有深刻的不信任感;据说前几年中美在投资保护双边协定草案的谈判中也曾讨论过这一重要问题;未来到底应如何全面看待这一机制的利弊?Resiman教授认为,ISDS机制设立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随着中国逐渐转变为资本的输出国,为了有效保护中国在外国的投资安全,中国自身也需要ISDS体制。王贵国教授指出,中国在此前的“中日韩投资保护协定”中已经采纳ISDS条款,这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先例。

讲座气氛十分热烈,现场同学踊跃举手提问,讲座在听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27日,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校长助理、苏州校区管委会副主任兼国际学院、中法学院院长黎玖高会见了Michael Reisman教授,就未来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进行了友好沟通。

(编辑: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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